誇稱中國人已成為強國人，究竟可信性有多大？
共富、均富與共享
社論
今年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的20周年，北京有紀念活動，兩岸四地亦相當關注。鄧小平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開創者、設計師。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的人口，雖然全球最多，但經濟體積，仍然十大不入，到了今天，已變全球第二，如是有民粹主義者誇稱中國人已成為強國人，究竟可信性有多大？鄧小平的理想，是中國人可以共同富裕，究竟這與國父孫中山所提倡的均富目標，差別又有多大？改革開放到了今天，已把兩岸的經濟差距拉窄，究竟中國統一的可能性，會有多大？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原意，是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因為發展的條件，有地區性的差異，到了後期，更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先富在先，共富在後，究竟今日的中國大陸，有沒有做到？
國父的均富，是分階段，按能力，並非「三反」、「五反」式的把地主的財富沒收，最後平均分配，亦非大躍進時期的大鍋飯，變成共貧。台灣早期的「三七五」減租便是最佳的實踐，最後是耕者有其田，到了今天，台灣的農民都是富人，只是富的程度，會按付出、講能力而有差異，唯一沒有差異的，是機會。
世界上並沒有絕對共富的國家，因為貧富的差距仍然存在。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從未出現過零，差距最小的國家，諸如北歐的挪威等，亦只低至0.2至0.3，台灣略低過0.4，勉強可稱為適度，若高過0.4，會是略高，大陸最後的統計，是2000年已攀上0.412，若果今天仍有統計，會貼近今天香港的0.533，是嚴峻的限度。在南非，已超過0.6，是危險的程度。因此改革開放的深化，是貧富差距的激化，就算在台灣，社會仍未能稱上共富，至於港澳與大陸，更談不上共富。
非但不能共富，還是未富。若以人均生產值計，澳門最高，其次是香港，跟著是台灣，最後是大陸，但澳門靠開賭，如是有九成以上的人，收入是低於香港；若以物價平準計算，台灣的人，收入並不低於香港，若論生活質素，則稍高於香港，因為台灣絕少一家人住在四十平方公尺的公寓，而香港有的是地產霸權與經濟壟斷。大陸的人均生產值，只是美國的十分之一，起碼要到2030年，才達美國的一半，若加入物價平準的計算，生活質素才貼近美國，中國人何能稱強國人。
大陸的情況比香港更差，因為香港仍有法治，可防止剝削，維持競爭，反而在大陸，官商的勾結，已成為慣例，連到唱紅的薄熙來，亦有貪污的跡象，政治改革若跟不上經濟改革，非但經濟放緩，還會官迫民反。誠如溫家寶所言，政制改革已到了攻堅的階段，監察政府，壓抑官權，貧才可因機會均等而致富。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還有三個決定因素：第一是不斷增加現代化因素，包括知識、科技、教育和資訊；第二是不斷增加社會主義因素，完成共富的目標；第三是不斷增加獨特的中國文化因素，提升中國文化的軟實力，豐富世界的多彩多元文化。
就共富方面，是共同發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共富與國父的均富，有相同的涵意，就是共享，有了共同目標，兩岸才可談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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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风光》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导演：袁牧之，主演：吴茵、白璐、蓝苹、唐纳。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期，电影的样式也日渐丰富。1935年，电通公司推出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都市风光》。影片以清新活泼同时又辛辣尖锐的艺术风格在电影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都市风光》由著名电影艺术家袁牧之自编、自导，吴印咸摄影，张新珠、唐纳等主演。影片通过几个火车站候车的农民的眼睛，在观看西洋景中，展开了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片中的青年李梦华和茶店经理王俊三同时追求张小云。张小云整天打扮玩乐，李梦华为讨她的欢心，倾其所有，甚至卖掉手表买票请小云看电影，然而电影结束后，小云又为王俊三驾车接走。最终王俊三终于诱骗小云失身。小云父母得知此事，逼迫王俊三与小云结婚，以解决自己的经济困难。婚后，王俊三投机失败，留下书信出走，不料其秘书已先期与小婢席卷资金私奔。小云与父追至车站，火车已鸣笛离站。待看西洋镜乡人闻声惊觉，火车已远去，面面相觑，无所适从。 影片深刻揭示出旧中国大都市社会生活的种种畸形丑态，勾画出小市民的愚昧无知。同时，其独特的喜剧艺术风格，以漫画式的手法把真实的都市生活状态和大胆的夸张结合起来，使影片风格清新、活泼，又具有深刻的批判锋芒。影片既是社会黑暗现象的一幅漫画像，也是对落后的小市民阶层的一首讽刺诗。作为第一部音乐喜剧，影片在音乐的处理上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影片的作曲有吕骥、贺绿汀和黄自三位作曲家。他们创作的曲子从剧情的需要出发，为推动剧情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又有着意的能。毕业于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的黄自为《都市风光》谱写了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这也是我国首个专为电影创作的器乐曲。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曾说过："《都市风光》的摄制，是有建立电影音乐的企图"。影片中 ... 视频评分: 5 / 5
原中共高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宣布立案调查之后，官方媒体连续发表评论，刻意强调此案不是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试图以牵涉英国商人死亡的“刑事案件”为薄熙来及其家人定性。然而，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在记者会上回答王立军事件提问时，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求重庆市委反思，向薄熙来亮剑。这不仅是对薄熙来在重庆搞极左那一套的否定，更是对薄熙来个人在重庆专断专权的抨击。事过一天，薄熙来这个一条腿已跨进了中南海最高权力圈的准“国家领导人”便闪电倒台，令中外舆论大跌眼镜。
胡党中央支撑起的政治空间
众所周知，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到：“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这段话直指个人专断是导致文革产生的重要因素。
然而，温家宝反左仅仅是中南海的另类，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执政至今，并未深刻反思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最近几年更是开始明显向左转向，不仅没有引进普世价值对中国特色制度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加以改造，反而一再推出“两个决不”与“五个不搞”来抵制政治改革。
这些年来，不仅重庆，中央及各地媒体与影视文化作品中，都有大量歌颂毛泽东思想与红色暴力倾向。2009年，在中共建制60 年庆典游行中，曾出现了一个抬着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标准像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充分力证了左的思潮，一直是得到中南海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力挺与支持。
正是在这种向左政治生态中，才会为重庆的毛左势力兴风作浪以及薄熙来大搞个人专断提供肥沃的土壤与红色的舞台。太子党左派势力代表薄熙来，也正是在胡党中央支撑的向左政治空间中，有效地利用红色政治资源和民粹主义，为抬升其权力地位标新立异。
重庆“唱红”成为比肩中央的小王国
薄熙来自从大连发迹以来，特别是到达重庆后非常强势，整个领导班子几乎完全以他马首是瞻，说一不二、呼风唤雨，包括市长黄奇帆在内的其他官员只是薄熙来的一个马前卒，重庆实质上就是薄熙来的“一言堂”场所。薄熙来借助于对毛的崇拜，实施对强权的崇拜，因而他一度被舆论称之为“薄泽东”。他的个人权力和个人崇拜在重庆时期达到顶峰。从他过去的做法来看，包括组织媒体学者高调宣扬重庆模式，包括组织唱红团到北京逼宫等行为，都可以看出薄熙来在有意将重庆打造成一个特性独立，比肩中央的小王国。
重庆日报曾报道，薄熙来回应外界对重庆卫视打造“红色频道”质疑，声称要“反其道而行之”。薄熙来针对网上的不同意见说，“不怕别人说三道四”，“要反其道而行之，共产党人就是要坚持真理，而坚持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就是要有这个勇气。对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就是要横眉冷对。”去年 9月17日，重庆晨报又引用薄熙来的话称，“共产党不唱‘红’唱什么？难道唱黄唱黑？” 。在重庆，“唱红”竟以市委宣传部“红头文件”形式(《渝委办发〔2008〕26号》，发至各机关单位，由单位党政一把手负责人人过关，当地居民都用“政治任务”来形容唱红歌。
薄熙来打异己、树权威
其实，从薄熙来的所作所为看，他一直都在打击异己的运动中树立自己的权威。重庆因报复律师揭露“黑打”黑幕，制造震惊全国的“李庄伪证案”，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例证。去年4月22日，因“李庄伪证案第二季”检方被迫撤诉后，重庆有个网民在微博上编造了59个字的故事，讥讽薄熙来“唱红打黑”拉屎，王立军吃屎，便被政治迫害，判劳动教养一年。此案随即引发舆论轰动，导致网上恶评如潮。更令人咂舌的是， 薄熙来自知重庆“运动性打黑”，整肃律师，树怨太多，众怒泛滥，导致官民矛盾大大激化，便把重庆警察作为维护权威的工具，推向官民矛盾冲突的最前沿，成为公民个人与群体事件对抗的直接对象。这便导致了2010年10月24日重庆晚报《6大政法单位专家呼吁出台袭警罪》文章报道，声称重庆将要另立地方规定，以“准司法解释权”，挑战国家立法权威，出台本地针对老百姓的惩罚“袭警罪”措施，目的是恫吓百姓，惧怕警察。
不仅如此，曾为薄熙来的得力干将王立军，还要对负面报道的报社和记者进行所谓“双起”。他说，“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 他的讲话内容一经公开，便引来万众炮轰。
薄熙来借打击异己树立自己权威的更有力证据，是他眼看着重庆市内挂起"人民英雄薄书记：全国人民向您们的队伍致敬"，"胡总书记英明，温总理卓越，薄熙来了不起"等巨幅横标，不加制止，其个人崇拜欲望颇有点像毛。重庆红色教授还特别造势表示，“薄熙来黄奇帆像毛泽东周恩来组合”，薄熙来的风格有“邓小平的特点”。而这也同时导致了他私欲的膨胀，与腐败的加深。
中南海至今仍回避反左
近几年来，中国最高当权者从来没有任何防左、反左的表态。如今，中南海为避免中外舆论引发薄熙来因制度致“癌”倒台的深入追究，新华社日前发表题为《是刑事案件而非政治斗争》的评论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决心及法治的重要性，否认薄熙来事件牵涉“政治斗争”。评论说，有关当局高度重视尼尔.伍德死亡案，从调查结果来看，这是一起刑事案件，正依法处理。文章如此画蛇添足，更加激发了人们对中国特色一党专权造成大小贪官污吏专权腐败的制度性反思。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因贪腐而入狱，彰显了台湾民主社会的勇气。而反观游离于普世价值之外的“中国特色”大陆体制下，无数官员以及他们的子女又有多少腐败透顶者至今仍逍遥法外。
民智不可辱，民心是杆秤。没有中国特色“两个决不”与“五个不搞”的制度性生态，怎么会发生薄熙来长期在重庆凌驾于法律之上，腐败专权至今？如果不是突发了“王立军事件”，薄熙来必将登向更高权力舞台，成为纯正红色意识形态“伟光正”的“三个代表”领导者之一。薄熙来之所以能长期专权与腐败，并将进入最高层的制度性病因，难道是党喉舌舆论可以鼓噪改写的吗？
由此可见，中南海至今都回避从意识上反左，从制度上反对个人专权。其实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是与中南海这些年来拒绝普世价值，坚持敌对意识，打压异见人士，以及封杀反思文革、反右等敏感话题，大搞“红色记忆”和“核心价值观”灌输一脉相承的。这才是导致薄熙来在重庆掀起一股波及全国的独裁腐败倒退逆流历时几年不能被有效叫停的原因。
今天，薄熙来因制度致“癌”而倒下，其实这正是中国特色专权制度宿命的一个缩影。
牟传珩，《观察》
社論
今年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的20周年，北京有紀念活動，兩岸四地亦相當關注。鄧小平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開創者、設計師。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的人口，雖然全球最多，但經濟體積，仍然十大不入，到了今天，已變全球第二，如是有民粹主義者誇稱中國人已成為強國人，究竟可信性有多大？鄧小平的理想，是中國人可以共同富裕，究竟這與國父孫中山所提倡的均富目標，差別又有多大？改革開放到了今天，已把兩岸的經濟差距拉窄，究竟中國統一的可能性，會有多大？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原意，是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因為發展的條件，有地區性的差異，到了後期，更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先富在先，共富在後，究竟今日的中國大陸，有沒有做到？
國父的均富，是分階段，按能力，並非「三反」、「五反」式的把地主的財富沒收，最後平均分配，亦非大躍進時期的大鍋飯，變成共貧。台灣早期的「三七五」減租便是最佳的實踐，最後是耕者有其田，到了今天，台灣的農民都是富人，只是富的程度，會按付出、講能力而有差異，唯一沒有差異的，是機會。
世界上並沒有絕對共富的國家，因為貧富的差距仍然存在。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從未出現過零，差距最小的國家，諸如北歐的挪威等，亦只低至0.2至0.3，台灣略低過0.4，勉強可稱為適度，若高過0.4，會是略高，大陸最後的統計，是2000年已攀上0.412，若果今天仍有統計，會貼近今天香港的0.533，是嚴峻的限度。在南非，已超過0.6，是危險的程度。因此改革開放的深化，是貧富差距的激化，就算在台灣，社會仍未能稱上共富，至於港澳與大陸，更談不上共富。
非但不能共富，還是未富。若以人均生產值計，澳門最高，其次是香港，跟著是台灣，最後是大陸，但澳門靠開賭，如是有九成以上的人，收入是低於香港；若以物價平準計算，台灣的人，收入並不低於香港，若論生活質素，則稍高於香港，因為台灣絕少一家人住在四十平方公尺的公寓，而香港有的是地產霸權與經濟壟斷。大陸的人均生產值，只是美國的十分之一，起碼要到2030年，才達美國的一半，若加入物價平準的計算，生活質素才貼近美國，中國人何能稱強國人。
大陸的情況比香港更差，因為香港仍有法治，可防止剝削，維持競爭，反而在大陸，官商的勾結，已成為慣例，連到唱紅的薄熙來，亦有貪污的跡象，政治改革若跟不上經濟改革，非但經濟放緩，還會官迫民反。誠如溫家寶所言，政制改革已到了攻堅的階段，監察政府，壓抑官權，貧才可因機會均等而致富。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還有三個決定因素：第一是不斷增加現代化因素，包括知識、科技、教育和資訊；第二是不斷增加社會主義因素，完成共富的目標；第三是不斷增加獨特的中國文化因素，提升中國文化的軟實力，豐富世界的多彩多元文化。
就共富方面，是共同發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共富與國父的均富，有相同的涵意，就是共享，有了共同目標，兩岸才可談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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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片《都市风光》（1935年）【注：蓝苹在剧中饰演王俊三女友】
“准国家领导人”闪电倒台：薄熙来专权腐败的制度性病因
原中共高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宣布立案调查之后，官方媒体连续发表评论，刻意强调此案不是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试图以牵涉英国商人死亡的“刑事案件”为薄熙来及其家人定性。然而，中国总理温家宝今年在记者会上回答王立军事件提问时，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求重庆市委反思，向薄熙来亮剑。这不仅是对薄熙来在重庆搞极左那一套的否定，更是对薄熙来个人在重庆专断专权的抨击。事过一天，薄熙来这个一条腿已跨进了中南海最高权力圈的准“国家领导人”便闪电倒台，令中外舆论大跌眼镜。
胡党中央支撑起的政治空间
众所周知，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到：“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这段话直指个人专断是导致文革产生的重要因素。
然而，温家宝反左仅仅是中南海的另类，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执政至今，并未深刻反思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最近几年更是开始明显向左转向，不仅没有引进普世价值对中国特色制度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加以改造，反而一再推出“两个决不”与“五个不搞”来抵制政治改革。
这些年来，不仅重庆，中央及各地媒体与影视文化作品中，都有大量歌颂毛泽东思想与红色暴力倾向。2009年，在中共建制60 年庆典游行中，曾出现了一个抬着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标准像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充分力证了左的思潮，一直是得到中南海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力挺与支持。
正是在这种向左政治生态中，才会为重庆的毛左势力兴风作浪以及薄熙来大搞个人专断提供肥沃的土壤与红色的舞台。太子党左派势力代表薄熙来，也正是在胡党中央支撑的向左政治空间中，有效地利用红色政治资源和民粹主义，为抬升其权力地位标新立异。
重庆“唱红”成为比肩中央的小王国
薄熙来自从大连发迹以来，特别是到达重庆后非常强势，整个领导班子几乎完全以他马首是瞻，说一不二、呼风唤雨，包括市长黄奇帆在内的其他官员只是薄熙来的一个马前卒，重庆实质上就是薄熙来的“一言堂”场所。薄熙来借助于对毛的崇拜，实施对强权的崇拜，因而他一度被舆论称之为“薄泽东”。他的个人权力和个人崇拜在重庆时期达到顶峰。从他过去的做法来看，包括组织媒体学者高调宣扬重庆模式，包括组织唱红团到北京逼宫等行为，都可以看出薄熙来在有意将重庆打造成一个特性独立，比肩中央的小王国。
重庆日报曾报道，薄熙来回应外界对重庆卫视打造“红色频道”质疑，声称要“反其道而行之”。薄熙来针对网上的不同意见说，“不怕别人说三道四”，“要反其道而行之，共产党人就是要坚持真理，而坚持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就是要有这个勇气。对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就是要横眉冷对。”去年 9月17日，重庆晨报又引用薄熙来的话称，“共产党不唱‘红’唱什么？难道唱黄唱黑？” 。在重庆，“唱红”竟以市委宣传部“红头文件”形式(《渝委办发〔2008〕26号》，发至各机关单位，由单位党政一把手负责人人过关，当地居民都用“政治任务”来形容唱红歌。
薄熙来打异己、树权威
其实，从薄熙来的所作所为看，他一直都在打击异己的运动中树立自己的权威。重庆因报复律师揭露“黑打”黑幕，制造震惊全国的“李庄伪证案”，就是一个最经典的例证。去年4月22日，因“李庄伪证案第二季”检方被迫撤诉后，重庆有个网民在微博上编造了59个字的故事，讥讽薄熙来“唱红打黑”拉屎，王立军吃屎，便被政治迫害，判劳动教养一年。此案随即引发舆论轰动，导致网上恶评如潮。更令人咂舌的是， 薄熙来自知重庆“运动性打黑”，整肃律师，树怨太多，众怒泛滥，导致官民矛盾大大激化，便把重庆警察作为维护权威的工具，推向官民矛盾冲突的最前沿，成为公民个人与群体事件对抗的直接对象。这便导致了2010年10月24日重庆晚报《6大政法单位专家呼吁出台袭警罪》文章报道，声称重庆将要另立地方规定，以“准司法解释权”，挑战国家立法权威，出台本地针对老百姓的惩罚“袭警罪”措施，目的是恫吓百姓，惧怕警察。
不仅如此，曾为薄熙来的得力干将王立军，还要对负面报道的报社和记者进行所谓“双起”。他说，“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我们不是不懂政治，因为政治上我们没有驾驭权。但他如果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要把法制过程当中的问题变成案子，咱们搞了这些年案子，他行吗？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 他的讲话内容一经公开，便引来万众炮轰。
薄熙来借打击异己树立自己权威的更有力证据，是他眼看着重庆市内挂起"人民英雄薄书记：全国人民向您们的队伍致敬"，"胡总书记英明，温总理卓越，薄熙来了不起"等巨幅横标，不加制止，其个人崇拜欲望颇有点像毛。重庆红色教授还特别造势表示，“薄熙来黄奇帆像毛泽东周恩来组合”，薄熙来的风格有“邓小平的特点”。而这也同时导致了他私欲的膨胀，与腐败的加深。
中南海至今仍回避反左
近几年来，中国最高当权者从来没有任何防左、反左的表态。如今，中南海为避免中外舆论引发薄熙来因制度致“癌”倒台的深入追究，新华社日前发表题为《是刑事案件而非政治斗争》的评论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决心及法治的重要性，否认薄熙来事件牵涉“政治斗争”。评论说，有关当局高度重视尼尔.伍德死亡案，从调查结果来看，这是一起刑事案件，正依法处理。文章如此画蛇添足，更加激发了人们对中国特色一党专权造成大小贪官污吏专权腐败的制度性反思。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因贪腐而入狱，彰显了台湾民主社会的勇气。而反观游离于普世价值之外的“中国特色”大陆体制下，无数官员以及他们的子女又有多少腐败透顶者至今仍逍遥法外。
民智不可辱，民心是杆秤。没有中国特色“两个决不”与“五个不搞”的制度性生态，怎么会发生薄熙来长期在重庆凌驾于法律之上，腐败专权至今？如果不是突发了“王立军事件”，薄熙来必将登向更高权力舞台，成为纯正红色意识形态“伟光正”的“三个代表”领导者之一。薄熙来之所以能长期专权与腐败，并将进入最高层的制度性病因，难道是党喉舌舆论可以鼓噪改写的吗？
由此可见，中南海至今都回避从意识上反左，从制度上反对个人专权。其实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是与中南海这些年来拒绝普世价值，坚持敌对意识，打压异见人士，以及封杀反思文革、反右等敏感话题，大搞“红色记忆”和“核心价值观”灌输一脉相承的。这才是导致薄熙来在重庆掀起一股波及全国的独裁腐败倒退逆流历时几年不能被有效叫停的原因。
今天，薄熙来因制度致“癌”而倒下，其实这正是中国特色专权制度宿命的一个缩影。
牟传珩，《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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