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决心舉毛旗，誇稱中國人已成為強國人，究竟可信性有多大？
鄧小平决心舉毛旗，不論多少人提意見也不讓步
北京學者座談發言紀要（16）
《新史記》編者按：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 決議》。30年後的2011年10月中旬，北京民間文化智庫天衡文化中心邀請北京一批知名學者，分兩次座談這個由鄧小平一手推出的《決議》。座談屬於小型 的，沒有任何宣傳，但是與會者站在民間立場的自由發言，從歷史真實出發對《決議》進行的深刻批判，非常值得關注。
《歷史決議》，是關於歷史問題的政治決議
蕭冬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十卷裏面，關於《歷史決議》專門寫過一章，五六萬字。我認為，《歷史決議》應當這樣定義：它是一個關於歷史問題的政治決議。講的是歷史問題，但它是一個政治決議。我之所以說它是“政治決議”，有三個意思。
第 一個意思，它是為了解決當時急需解決的政治問題做出的一個決議。鄧小平想要用一個決議來結束黨內黨外對歷史問題議論紛紛的局面，以便集中全力搞建設。起 初，鄧小平並不想急著做這件事。最早在1978年11-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有人要求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和重大歷史事件。鄧小平說，不要匆忙做決 議，因為時間越遠越看得清楚。他甚至說，有些事情留給下一代去解決。真實的考慮可能是，鄧小平感到事情比較複雜，急於觸動敏感話題，很難達成一致認識，還 會招來許多麻煩。但不久鄧小平就改變了想法。那是因為葉劍英1979年9月30日有一個建國30年的講話，這個講話對30年歷史有一個總的評價，已經涉及 到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鄧感覺到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個藍本，在這個基礎上搞出一個決議來。也就是說，有了葉的講話，鄧比較有底了。另一方面，按照鄧力群的 說法，這個30年講話出來以後，不但沒有統一思想反而議論更多了，對毛的評價，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爭論很大，要統一思想還是要搞一個決議。鄧小平還有 一個想法，要不做這個決議，對“文化大革命”沒有基本評價，國外的投資是不會進來的。因為外面猜測中國的政局是不是又是一個週期，所謂週期就是不斷的反覆 嘛！三中全會也可能不過就是歷史上不斷反覆的一個週期而已，說不定什麼時候又返回到過去了。所以，鄧說不能等，國際上在看你能不能拿出一個決議來。歷史決 議達到目標沒有呢？從以後的情況看，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目標。儘管並沒有完全統一黨內的思想，但的確從此冷卻了對歷史問題的議論，不過決議也限制了人們進 一步對歷史的反思。
從政治上看，《歷史決議》要解決的是一個雙重合法性問題。一個是三中全會路線的合法性。鄧要推行他的路線，必須要作出 符合共產黨意識形態的解釋，證明你搞的這一套是社會主義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更為根本，就是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這當然是現在的說法，當時的說法是 “三信危機”，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對共產黨的信任危機）。要解決這兩個問題，不是沒有矛盾的。比如說，要確認三中全會路 線的合法性，當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過去的一些錯誤政策，因為你搞的這些東西過去都是當作修正主義批判的呀。不批判過去“左”，你現在就是 “右”。然而，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解釋一個“非毛化”問題。當時國內國外都有一種議論，說鄧要搞“非毛化”，國內甚至有人議論鄧是“非毛化”的頭 子，鄧決不願背這個名，不願當中國的赫魯曉夫。他必須把高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抓到自己手上。從更深層政治考慮，對毛的批評也不可能徹底。如果對毛否定過 多了，等於把共產黨過去的30年否定了，抹黑共產黨，也把自己否定了。因此鄧反覆講，要“宜粗不宜細”，要“恰如其分”。堅持把確立毛澤東歷史地位作為最 核心的一條原則，不論有多少人提出多少意見，鄧毫不讓步。當然不只是鄧，陳雲與鄧完全一致，黃克誠等多數老一代領導人都是這種考慮。
華國鋒與葉劍英、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幫”慶祝大會上。
還有一個附帶的問題，就是通過對《決議》稿的討論解決華國鋒下台的問題。也許這不是最初的考慮，但至少事實是這樣。事前還沒有經過高層討論，就已經把第四個階段，把華國鋒的錯誤寫到《決議》討論稿裏面去了，而且準備直接拿到四千人中間討論。華國鋒不同意才把這一段拿下了。華的理由很正當，因為中央政治局還沒討論。然而，在四千人討論前，鄧力群就把風放了出去，說《決議》稿講了華八條，一條功績，七條錯誤。林澗青在四千人討論會上也講了這個情況。林澗青一說， 大家就起鬨了，說華“你一個人有什麼權利拿掉這一段啊？”四千人一起鬨，起到了“逼宮”的作用，那四五千人可是囊括了幾乎所有重要領導幹部啊！在四千人討論時，什麼問題都有分歧，唯獨在華國鋒問題上幾乎沒有分歧。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個人為華說了公道話，他說當初華國鋒上台大家還是擁護的嘛，鄧小平向中央 寫信也表示“衷心擁護”嘛。其他人基本上一邊倒。華國鋒這個人是一個弱勢領導人，換成其他的強勢領導人，他是主席，是第一把手，下面誰敢說這個？當然了，不做決議，鄧也可以採取其他辦法把華的問題解決了，但《決議》正好起到了這麼個作用。（未完待續，《新史記》第6期）
《新史記》編者按：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 決議》。30年後的2011年10月中旬，北京民間文化智庫天衡文化中心邀請北京一批知名學者，分兩次座談這個由鄧小平一手推出的《決議》。座談屬於小型 的，沒有任何宣傳，但是與會者站在民間立場的自由發言，從歷史真實出發對《決議》進行的深刻批判，非常值得關注。
《歷史決議》，是關於歷史問題的政治決議
蕭冬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十卷裏面，關於《歷史決議》專門寫過一章，五六萬字。我認為，《歷史決議》應當這樣定義：它是一個關於歷史問題的政治決議。講的是歷史問題，但它是一個政治決議。我之所以說它是“政治決議”，有三個意思。
第 一個意思，它是為了解決當時急需解決的政治問題做出的一個決議。鄧小平想要用一個決議來結束黨內黨外對歷史問題議論紛紛的局面，以便集中全力搞建設。起 初，鄧小平並不想急著做這件事。最早在1978年11-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有人要求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和重大歷史事件。鄧小平說，不要匆忙做決 議，因為時間越遠越看得清楚。他甚至說，有些事情留給下一代去解決。真實的考慮可能是，鄧小平感到事情比較複雜，急於觸動敏感話題，很難達成一致認識，還 會招來許多麻煩。但不久鄧小平就改變了想法。那是因為葉劍英1979年9月30日有一個建國30年的講話，這個講話對30年歷史有一個總的評價，已經涉及 到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鄧感覺到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個藍本，在這個基礎上搞出一個決議來。也就是說，有了葉的講話，鄧比較有底了。另一方面，按照鄧力群的 說法，這個30年講話出來以後，不但沒有統一思想反而議論更多了，對毛的評價，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爭論很大，要統一思想還是要搞一個決議。鄧小平還有 一個想法，要不做這個決議，對“文化大革命”沒有基本評價，國外的投資是不會進來的。因為外面猜測中國的政局是不是又是一個週期，所謂週期就是不斷的反覆 嘛！三中全會也可能不過就是歷史上不斷反覆的一個週期而已，說不定什麼時候又返回到過去了。所以，鄧說不能等，國際上在看你能不能拿出一個決議來。歷史決 議達到目標沒有呢？從以後的情況看，在很大程度上達到了目標。儘管並沒有完全統一黨內的思想，但的確從此冷卻了對歷史問題的議論，不過決議也限制了人們進 一步對歷史的反思。
從政治上看，《歷史決議》要解決的是一個雙重合法性問題。一個是三中全會路線的合法性。鄧要推行他的路線，必須要作出 符合共產黨意識形態的解釋，證明你搞的這一套是社會主義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更為根本，就是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這當然是現在的說法，當時的說法是 “三信危機”，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對共產黨的信任危機）。要解決這兩個問題，不是沒有矛盾的。比如說，要確認三中全會路 線的合法性，當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過去的一些錯誤政策，因為你搞的這些東西過去都是當作修正主義批判的呀。不批判過去“左”，你現在就是 “右”。然而，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解釋一個“非毛化”問題。當時國內國外都有一種議論，說鄧要搞“非毛化”，國內甚至有人議論鄧是“非毛化”的頭 子，鄧決不願背這個名，不願當中國的赫魯曉夫。他必須把高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抓到自己手上。從更深層政治考慮，對毛的批評也不可能徹底。如果對毛否定過 多了，等於把共產黨過去的30年否定了，抹黑共產黨，也把自己否定了。因此鄧反覆講，要“宜粗不宜細”，要“恰如其分”。堅持把確立毛澤東歷史地位作為最 核心的一條原則，不論有多少人提出多少意見，鄧毫不讓步。當然不只是鄧，陳雲與鄧完全一致，黃克誠等多數老一代領導人都是這種考慮。
華國鋒與葉劍英、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幫”慶祝大會上。
還有一個附帶的問題，就是通過對《決議》稿的討論解決華國鋒下台的問題。也許這不是最初的考慮，但至少事實是這樣。事前還沒有經過高層討論，就已經把第四個階段，把華國鋒的錯誤寫到《決議》討論稿裏面去了，而且準備直接拿到四千人中間討論。華國鋒不同意才把這一段拿下了。華的理由很正當，因為中央政治局還沒討論。然而，在四千人討論前，鄧力群就把風放了出去，說《決議》稿講了華八條，一條功績，七條錯誤。林澗青在四千人討論會上也講了這個情況。林澗青一說， 大家就起鬨了，說華“你一個人有什麼權利拿掉這一段啊？”四千人一起鬨，起到了“逼宮”的作用，那四五千人可是囊括了幾乎所有重要領導幹部啊！在四千人討論時，什麼問題都有分歧，唯獨在華國鋒問題上幾乎沒有分歧。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個人為華說了公道話，他說當初華國鋒上台大家還是擁護的嘛，鄧小平向中央 寫信也表示“衷心擁護”嘛。其他人基本上一邊倒。華國鋒這個人是一個弱勢領導人，換成其他的強勢領導人，他是主席，是第一把手，下面誰敢說這個？當然了，不做決議，鄧也可以採取其他辦法把華的問題解決了，但《決議》正好起到了這麼個作用。（未完待續，《新史記》第6期）
誇稱中國人已成為強國人，究竟可信性有多大？
社論
今年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的20周年，北京有紀念活動，兩岸四地亦相當關注。鄧小平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開創者、設計師。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的人口，雖然全球最多，但經濟體積，仍然十大不入，到了今天，已變全球第二，如是有民粹主義者誇稱中國人已成為強國人，究竟可信性有多大？鄧小平的理想，是中國人可以共同富裕，究竟這與國父孫中山所提倡的均富目標，差別又有多大？改革開放到了今天，已把兩岸的經濟差距拉窄，究竟中國統一的可能性，會有多大？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原意，是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因為發展的條件，有地區性的差異，到了後期，更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先富在先，共富在後，究竟今日的中國大陸，有沒有做到？
國父的均富，是分階段，按能力，並非「三反」、「五反」式的把地主的財富沒收，最後平均分配，亦非大躍進時期的大鍋飯，變成共貧。台灣早期的「三七五」減租便是最佳的實踐，最後是耕者有其田，到了今天，台灣的農民都是富人，只是富的程度，會按付出、講能力而有差異，唯一沒有差異的，是機會。
世界上並沒有絕對共富的國家，因為貧富的差距仍然存在。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從未出現過零，差距最小的國家，諸如北歐的挪威等，亦只低至0.2至0.3，台灣略低過0.4，勉強可稱為適度，若高過0.4，會是略高，大陸最後的統計，是2000年已攀上0.412，若果今天仍有統計，會貼近今天香港的0.533，是嚴峻的限度。在南非，已超過0.6，是危險的程度。因此改革開放的深化，是貧富差距的激化，就算在台灣，社會仍未能稱上共富，至於港澳與大陸，更談不上共富。
非但不能共富，還是未富。若以人均生產值計，澳門最高，其次是香港，跟著是台灣，最後是大陸，但澳門靠開賭，如是有九成以上的人，收入是低於香港；若以物價平準計算，台灣的人，收入並不低於香港，若論生活質素，則稍高於香港，因為台灣絕少一家人住在四十平方公尺的公寓，而香港有的是地產霸權與經濟壟斷。大陸的人均生產值，只是美國的十分之一，起碼要到2030年，才達美國的一半，若加入物價平準的計算，生活質素才貼近美國，中國人何能稱強國人。
大陸的情況比香港更差，因為香港仍有法治，可防止剝削，維持競爭，反而在大陸，官商的勾結，已成為慣例，連到唱紅的薄熙來，亦有貪污的跡象，政治改革若跟不上經濟改革，非但經濟放緩，還會官迫民反。誠如溫家寶所言，政制改革已到了攻堅的階段，監察政府，壓抑官權，貧才可因機會均等而致富。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還有三個決定因素：第一是不斷增加現代化因素，包括知識、科技、教育和資訊；第二是不斷增加社會主義因素，完成共富的目標；第三是不斷增加獨特的中國文化因素，提升中國文化的軟實力，豐富世界的多彩多元文化。
就共富方面，是共同發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共富與國父的均富，有相同的涵意，就是共享，有了共同目標，兩岸才可談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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