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時居者有其屋
住房問題是困擾香港社會很多年的積重難返的深層次問題，也是特首梁振英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必須回答如何解決的重中之重。2013年元月16日，梁振英在《穩中求變務實為民》的施政報告中提出「解決房屋問題，是本屆政府的首要任務」，值得肯定。但解決房屋問題的理念、每年建成房屋的數量和時間以及如何釋放更多的土地供應量，不能令人滿意。
香港樓市和股市的反應可以證明這一觀點：施政報告後，香港樓市亢奮，新盤一夜搶光，開售的將軍澳一新樓盤傳當晚沽清又加推50多個單位，發展商宣佈加價2%；各區二手樓紛紛反價，部分加幅達12%。香港地產股逆市反彈，長實、恒地、新地等升至12個月新高。市場最快速的預示：香港的樓市繼續上升。
房屋政策沒有創意
梁特首解決房屋問題的施政理念是「協助基層上樓，協助中產置業」，難道在香港，政府只協助中產置業，中產以下的市民，除了協助住公屋、居屋外，住不上的只有住籠屋、房、豬欄與雞棚改建的「廉租房」？
施政報告連「居者有其屋」的香港普遍共識都避而不談。沒有這一解決香港住房的施政理念，只能是技術官僚加行政官僚，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也蓋一些公屋、居屋，但杯水車薪，不能從制度層面根本上解決香港的住房問題。
香港究竟如何改變有房與無房市民的五五比例，是維持現狀，還是制定目標，逐漸擴大自置居所市民的比例？董特首時期提出每年建屋八萬五，10年內香港七成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是3年。梁特首的目標呢？
如果以逐漸擴大有房市民的比例作為解決住房問題的目標，加大房屋供應是符合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同時，要使無房市民買得起房，對第一次置業的市民給予資助。因為，到2011年2月，香港的整體住宅樓價，已經超越1997年10月的高位，一般市民有錢買不起，沒錢等不起，只能望樓興歎。
調控需求也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房屋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除了「港人港地」，優先滿足港人置業需求，推出非港人買家印花稅，減少非港人購買本港住宅，還應對一人持有多套香港住宅的港人，增收特別稅，限制對香港住宅的投資需求。香港地少人多，土地資源稀缺匱乏，只能優先滿足居者的有效需求。新加坡解決住房的政策值得借鑒。
建屋數量沒有建樹
梁特首沒有「居者有其屋」的施政理念，勢必沒有為實現這一理念而量化的建屋目標。反之，如果梁特首只是少說多做，施政結果是提供了滿足港人居住所需求的房屋數量，即使沒有施政理念，也是瑕不掩瑜。
梁振英在參選時曾提出建屋的數量是，每年興建35000個公屋單位，而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建屋數量是，未來五年興建75000個新公屋單位，即每年興建15000個公屋單位；加上到2016—17年度起的4年內，落成約17000個居屋單位，再加上私人發展商建房，香港每年可提供公私營單位37000—28000個。這個數量，沒有比曾蔭權時期增加太多，曾特首在過去的5年，公私營單位每年落成量有約24800個，也不及董建華時期85000個建屋目標的一半。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還提出，在2018年起的5年內，公屋的總供應以至少100000個單位，即每年20000個為產量目標。這似乎符合房屋建築的週期，但這是跨越任期的期票，誰能保證其能連選連任？
測量師出身的梁振英，本應比常人更清楚香港的房屋需求，為何玩起模糊數學？沒有一個精確的建屋數量，在建屋數量上不敢有建樹。可能是八萬五的夢魘，也可能被地產商招安，還可能是對各個利益集團都討好，左右逢源。
土地供應量≠可建房屋數
常識是，有多少土地供應就可建多少房屋。實際上，可建房屋數量不完全由土地供應量決定，因為還有舊區改造適度增加地積比率，工業廠房、政府辦公用房和宿舍等改變用途等，都可增加新建房屋數量。梁的施政報告中有此思路。
香港是言論自由、文化多元的社會，常常對一些重大市政建設議論紛紛，使得政府在發展方向上舉棋不定、延誤時機。既然這屆政府把解決房屋問題作為首要任務，就應修改或調整某些發展規劃，多建大型住宅區，如西九龍住宅區、紅磡舊機場住宅區等，將文化娛樂體育場所作為它的配套設施來新建，而不能像有的地方的奧運場館、大型文娛場館，使用率很低，還要花巨資維護。梁的施政報告中沒有明確的思路。
孟子說：有恆產者有恒心，無恆產者無恒心。如果香港近一半的家庭都不知道何時居者有其屋，卻在侈談什麼愛國愛港、繁榮穩定，不是很搞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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