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普羅大眾也陷入兩難

外參記者胡立／外參按語  蕭功秦是湖南衡陽人，著有《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危機中的變革》、《中國的大轉型》等書，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台灣大學《政治學論叢》編輯委員，同時擔任海峽兩岸學術交流促進會學術委員、《大公報》特邀評論員，多年來，作為中國"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為海內外所知曉。

2012年5月，蕭功秦拜訪紐約，再度闡述了他對重慶模式的想法，他認為，只有把重慶模式與薄熙來事件作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以下為《外參》對蕭功秦此次訪美專訪的其餘內容：

如何看待薄熙來事件

蕭功秦認為，重慶模式本身是獨立的，它和"陰謀家"沒有必然的關係，這就如同這個"陰謀家"出現在廣東，也不能就此徹底否定! 廣東模式一樣。我們中國人習慣於把政治事功與道德混為一談。這個問題在西方早就解決了。

"薄熙來是一個很復雜的人物，有點像歷史上的曹孟德，在危機時代特別容易脫穎而出，這樣的人膽子很大，我行我素，特立獨行，不遵守體制內遊戲規則，有時目空一切，做事不擇手段，但也確有想像力，往往能別開生面。"蕭功秦認為，在社會尚未出現危機的常規時期，這種人往往容易被官僚體制邊緣化、受到體制普遍的排斥。相反的，此類人往往在社會或官僚體制出現危機時，特別能得勢，一旦得勢，就會為所欲為，任何人拿他莫奈何，曹操和薄熙來就存在某些相似處。

薄熙來下台前，在重慶老百姓中有相當的支持度，蕭功秦指出，薄熙來出事，重慶人感情上覺得薄熙來仍是不錯的，一方面，薄熙來用特立獨行的方式把重慶搞大，另一方面，薄熙來與刑事犯罪事件又有不可否認的關聯，所以重慶普羅大眾也陷入兩難。

"說實在話，薄熙來未必真要搞文革那一套，說他掌了權就會有計劃地搞文革復辟，那是言過其實，人們之所以有這種印像，實際上也是薄熙來所信賴的極左派如張宏良、孔慶東之流'害'了他。"

但問題的關鍵是，薄熙來已經習慣了用"左"的手段借力發力，習慣用左的方式來提升人氣，獲得權力，從大搞廣場式的形式主義的唱紅就可以看出來，正因為如此，在未來權力道路上，當薄熙來遇到許多阻力時，為了打破阻力，是否會習慣成自然地用過去行之有效的左的手段，來達到目標？既然以左派姿態上台，也自然會去滿足左派對他的角色期待，且心態上也已經被左的那一套辦法扭曲了。因此很多人擔心一旦薄熙來做了政治局常委，是否如同失控的導彈一樣，越來越左，來一個打遍天下無對手，所向無敵。中國剛從文革災難中走出來，再也不希望出現另一次文革災難。人們對薄熙來未來走向的普遍的不放心，這也是有道理的，這正是問題的關鍵。

人們說，薄熙來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國也消除了一個隱患。蕭功秦認為這話也有道理，雖然薄熙來未必就是搞真左，而是以形式上的左作為動員手段，來獲得權力，但這就會如同打嗎啡上了癮一樣，形成對左的路徑依賴。這是我們從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毛澤東晚年也是如此，這是理解薄熙來事件揭示的歷史意義所在。

威權政治到民主制度的過渡要經過五步邏輯

當談到重慶模式本質上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模式時，蕭功秦認為，可將其理解為從改革以前的全能主義轉化過來的特殊類型�! ��國家�! ��本主義，因為這個資本主義利用了市場經濟，而國家在其中又起到相當大的作用。它更接近於東亞集權政治與競爭市場相結合的"凝聚性資本主義"，但在國家對經濟的整合程度上，在組織資源以實現國民經濟重大目標的能力上，在國家與企業家合作的程度上，國家顯得更為強勢，這與中國從全能主義國家轉型的歷史背景有關。強國家——弱社會是它的特點，它的優點與缺點均與這種結構有關。

關於權威主義如何過渡成公民社會的問題，蕭功秦解釋，如果權威主義有一個向民主過渡的理性目標，它就是一個良性的威權體制，它就有一種理性選擇的可能性，這種選擇可以概括為五步邏輯。

第一步是改革者掌權，這是鄧小平撥亂反正已經做成的事，第二步是經濟轉型，也就是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並進而導致經濟起飛，這是江澤民、朱熔基時代做的事，第三步，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上，利用國家的財富收入進行民生建設，以克服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兩極分化與貧富不均，胡溫體制在這方面做了不少事，重慶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第四步就是讓市場經濟中發展起來的多元利益團體自我組織起來，發展公民社會團體，這種社會的自主組織力量，用他的話來說，是一種政府以外的多元整合能力。作為政府善治的一個補充。他希望習近平時代能開創公民社會發展的新局面。

由於在民生建設方面打下基礎，讓貧富分化得到抑制，公民社會的建立不會變成革命的爆破筒，人們會更多地關注自身利益的表達，公民社會的成熟發展，才能有效地克服民粹主義。到了第五步就是憲政民主。

概括地說，中國改革開放，從邏輯上講，要經歷改革者執政、經濟轉型與起飛、民生建設、公民社會、到憲政民主，應該是中國作為後發展國家向民主過渡的五個階段。每一步都是以前一步的基本實現為條件，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當今中國，實際上正是處於這一邏輯發展的第三步階段。即從大規模民生建設向公民社會發展的階段。

而為什麼民生建設與公民社會是憲政民主到來前的必要條件？蕭功秦表示，如果沒有公民社會，一人一票的民主就必然變成劣質的民粹主義民主。由於中國建國以來始終沒有社會自治的傳統，一旦實行選舉民主，就是出現人類歷史上最強烈的民粹主義"井噴"狀態，這絕對是社會大災難。這也是現在特別要強調中道理性主義的中間派立場的關鍵意義所在。"沒有在公民社會中受到民主自我訓練的大眾，很容易受政客煽動，這樣的民主是劣質的民主，比較而言，優質的民主是透過公民社會，讓人有更理性的判斷力、自治能力、妥協能力，能進行更有理性選擇。"

蕭功秦認為，如果從這一階段論來判斷後發展國家的威權政治，可以把威權政治分為兩種，一種是良性的威權政治，它具有開明的民主導向，能夠按照五步邏輯漸進地發展，通過威權政治為憲政民主建立各種必要條件，從歷史上來看，蔣經國、全鬥煥、樸正熙的政治，基本上走這條路。那麼良性威權政治是如何來的？蕭功秦解釋，良性威權政治也是從歷史經驗中概括出來的，它並不完全脫離歷史經驗、是理性分析的結果；東亞和南歐西班牙模式是相對來說比較良性的威權政治。

事實上，歷史上也有大量劣質的威權政治，蕭功秦解釋，這樣的威權政治利用統治權力的集中，引進了一些外國資本，在一定程度上經濟獲得發展，但整個體制結構仍具有權錢勾結、朋黨政治的色彩，劣質化威權政治就是退化了的家長制；此類威權政治在二十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上不勝枚舉，拉美的海地政權，中東的卡扎菲政權，亞洲的菲律賓馬科斯政權、印尼的蘇哈托，都是如此。政治學上稱之為"蘇丹化政權"，此類威權統治者把統治區視為一己私產。

至於毛澤東的文革體制與計劃經濟，蕭功秦認為是建立在平均主義烏托邦理想基礎上的全能主義體制，與威權政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政治類型，"他是農業社會主義加上個人的專制，秦始皇加馬克思。對於實現中國現代化則根本是南轅北轍。"

毛澤東的文革體制與計劃經濟，蕭功秦認為是建立在平均主義烏托邦理想基礎上的全能主義體制，與威權政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政治類型。(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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