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薄 陈光诚风波迭起 周永康压力大增(图)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负责的全国政法领域最近接连出大事，一是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在被撤掉公安局长后“驾车三百公里”从重庆跑到成都“投奔”美国总领事馆，要求庇护并带去大量涉及中共高层的“黑材料”；二是山东一位农民出身的“赤脚维权律师”陈光诚长期被当地公安、司法机构迫害，在严密监视下竟然奇迹般的逃出生天，从山东至北京，也投奔到了美国大使馆，在外交上又将掀起一场中美博弈。
王立军事件带出了薄熙来的问题，薄已被撤销重庆市委书记，停职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被中纪委“双规”，立桉查处他的“严重违纪”问题，他老婆谷开来则涉嫌杀人被公安机关逮捕。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犯的事都和周永康负责的政法领域有关，甚至有传周永康是王、薄的后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陈光诚事件同样闹得很大，矛头直指周永康负责的领域。陈光诚“脱险”后向总理温家宝喊话，要求这位“坚持政改”的“人民的好总理”过问调查此事，陈光诚点名道姓的说出了一堆当地公安、司法部门“迫害民众”和他本人的人士，总数达百人。如果陈光诚不是成功进入了美国大使馆，在中美将展开“人权博弈”和外交博弈的背景下向温家宝喊话、提出要求，相信温总是极难“过问”、“插手”此事的，像陈光诚这样的冤情内地何止千万！人民维权遭公安、司法疯狂打压又何止千万！温家宝当然知道，但若不是事情闹到中美外交层面，根据“中央分工”，这件事只好交由“永康同志处理”。
现在好了，中央九大常委都要参与处理此事了，过几天希拉妮就要访华，人权问题、陈光诚事件必成焦点；永康同志压力大哟！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5月01日 转载)
来源：08宪章 作者：陈永苗
(博讯 boxun.com)
我渴望朝鲜人民按照其社论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千万不要改革开放，否则又是三十年无边无尽的征地拆迁等苦难。
体制是无物之阵，凡是追求改革的，都会被排泄成为党外民主派，尽管他们以为还在党内。
在今天，持改良立场，就意味着继续参与作恶，参与分赃（名声地位金钱美女），空喊改良立场，就是散布鸦片麻醉人。空喊革命立场，意义极为重大，意味着解除效忠关系。
中共若能改良，所有的革命言论只会帮助改良，若不能，所有的改良言论只能促成革命的怒火。
按照民间说法，温州动车追尾事件是冤死鬼来找替死鬼，同一个地方2008年施工时发生事故7死21伤。这是一次错误地鬼魂复仇。我在想，将来如果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是不是过去被专制无辜牺牲的数千万冤魂来复仇呢。于权贵中产阶级，改革之美好如同红楼大观园，可是大观园的前身就是坟墓。改革是宪政的敌人，越改革中国距离宪政越远，将来付出代价越大。光吹冲锋号，没一个人冲锋。那种改良派认为民间力量增长倒逼政改，这是一个临时的、必要的谎言，以善意谎言的方式来为维权鼓吹统战。但是民间的力量增长，不会倒逼改革，只会成就高度维稳。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民间的生长，只会是革命的预备，不会是政改的推动。因为政改需要党的自杀，可能么。
有重建公民社会的空间，却没有政改的空间，没有根本性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空间，没有政治改良的空间。为什么老把二者混为一谈呢。重建公民社会，只是为了你自己，做了良好公民，却不会导致国家政治变好，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怕的，一定要发生。往往是越想不革命，越会革命。历史就是如此吊诡。时势，社会政治矛盾的总体集中，是愚蠢与聪明都不能改变的。就像你整天不上厕所，到了非拉不可急死了，这时候你很愚蠢，或者你很聪明，能干什么用？告别革命的宪政只是一种例外而幸运的结果。告别革命，必须代替以革命的替代品，例如选举政党轮替，如言论、结社自由，如司法审查。汉密尔顿说，“替代”于政治科学中异常重要。目前民间政治有两个地震源:一个是受专制迫害，实现自我认同，找到“我方”。另外是一种改良派的倒塌，这种倒塌，是党内地位或者因专制缝隙而产生垄断性稀缺的话语权的倒塌。例如韩寒，另外一种形式的郭美美，通过自己的倒台，塑造出舆论风暴，这是“友的分化和统战”。
韩寒蜕变为“白色五毛”，引发的革命与改良争论倒是一个好事。固然与晚清比较一下，不过是茶杯里面的风暴，蚂蚁窝大槐国里面的战争。因为晚清能参与争议的人，如袁世凯，手上有兵，有资源，有地盘。思想路线的争议，就意味着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今天的，有嘴巴，意味着争论很爽了一把，除此之外，nothing。思想和舆论，甚至中央政策，对体制性疾病的作用力，等于零或者负数。80后90后有政治意识，是因为受改革迫害，而不是受韩寒影响，是时局造就分赃体系破裂。政治意识先于启蒙。而党内民主派和韩寒的启蒙试图赋予虚假的希望，不是贩毒是什么。参与改革呼吁那叫吸毒。所有的争议早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争论得烂透了。现在当改良派，就相当于炫耀我有一部跑车，你们没有，另外一种形式的郭美美。我们有钱有地位，所以想当，有资格当改良派，你们没有。之所以说他们是郭美美，是因为都从体制获益。郭美美不是也成了推动慈善改革者么。郭美美是分赃体系的组成部分，是罪恶的组成部分。在法律中的共犯，不分主次地承担道德责任。文革中受害者的无辜，但被专政模式，视为有原罪的。改革时期他们的翻身解放，不愿意自我为罪，没有原罪的意识，就像绝大部分贪官，不认为自己是贪官。整个中国1949年之后政治经济形成一个金字塔形传销压迫体系，下面做虾米泥土的，只有死的份。这一些翻身奴隶加入对更底层的专政，同时自己身体欲望的无限膨胀，塑造一种无政府主义，对民众的特权意识。
改革是宪政的敌人。如果转为宪政国家的话，尚僵化的北朝鲜，要比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更容易实现，因为其利益分化和特权渗透社会的复杂程度，远不能和中国比。不怕政治上的刚性结构，这个只要斩首或者摧毁就行了，更怕政治和社会团体的刚性结构，造成牵一发坏全身。体制的体重增加，惯性就增大，更难。2007年写作《改革之死》时，我们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要不是改革开放，文革之后的专制是不是早就完蛋了。当时推翻专制的声音很强大。就像92年，如果邓小平不放开市场，专制也可能完蛋了。所以我渴望朝鲜人民按照其社论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千万不要改革开放，否则又是三十年无边无尽的征地拆迁等苦难。近三年来，甚至十年来，除了想改良派需要启蒙之外，所有的人都已过河，就这一些想改良派还在摸石头，还以为别人都要模仿你们跪下来摸石头。改革有一种甘蔗渣理论，当某个领域已经被榨干了，没糖汁，没油水了，于是该领域就成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例如当城市户口已经没多少含金量的时候，于是就放开了。
这一些党内改革派都算体制外，其实党内民主派，都在党外，被排除在政治运作之外，只是这一些人比较牛逼，觉得自己是贾府的焦大，把自己命名为党内民主派，不外乎为了与社会人士相比而凸显优越地位。体制是无物之阵，凡是追求改革的，都会被排泄成为党外民主派，尽管他们以为还在党内。碎步走，在现有体制和党纪的强大约束之下，能突破一点点，具有极大的偶然，好像就是“月球一小步人类一大步”，环顾落后的别人，觉得自己是神宠之人，特有成就感。可是莫将成就感当做了成就，而且还以为垄断了走向未来的真理之路。说真话很难，但是没屁用。那不叫转型，只是摇晃，摇晃可是体制的锻炼身体和维持。没法统治的时候，变个脸，欺骗收买一下知识分子，是唯一的锻炼，晃脑型。党内改革派 “奉旨政改”，全部发言是扭秧歌，身段拙劣，屁股乱扭，一半靠自己一厢情愿附加上去，一半靠猜测揣摩子虚乌有的圣意。这让我想起康有为臭名昭著的“矫诏”，骗钱唬人。他们嘲笑访民离不开清官，可是他们也离不开圣君。改革派才是愚民，不见棺材不掉泪，见了还不掉泪。党内改革派坚持体制内分赃的边缘立场。这一些人，将比他们的主子，更加捍卫分赃体制，林语堂说奴才最善于说主子的话。又必须阻挡民众参与分赃。他们的主子移民美国，是美国人，才不管中国民众呢，也不与民众争论，他们管的是美国政改，移民法案，如《环球时报》要求美国完善改革。有一天早上有朋友在msn上，想给我传《乌坎模式的样板意义》，他说是胡德平他们搞的座谈会什么。我拒绝了并骂道搞屁乌坎模式样板意义。改革派蛮惨的，只能像义和团求雨那样干巴巴跪着端着脸盆，汪洋好不容易下了一点水，还没落到地上，就挥发干净了。到处找还改革的证据，就像丁春秋的徒子徒孙竭力想出颂词。他们总是看到裸露的手指，就想到要上床了，以为有希望政改了，归根到底，他们是一批改革饥渴症患者，只要找到希望，他们就全力欢呼，病就好了，一切都ok. 乌坎事件有意义，但意义十分有限，没有国家层面的体制改变，这样的行动连抗争都算不上。我的意思是提醒人们在改革骗局中要保持对终极追求的自觉，对被当政者“合流”的警惕。快感还相当可疑、若有若无时就大声叫床的属于装高潮。压根就没有互动。在乌坎这里，只有柔性维稳和糊弄，还有拖延，秋后算账。一个小村庄的都没有互动，更别说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巨大的问题上。我们就像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沒有的。未来没有路，只有死路，要想侥幸活得过去，一个移民是办法，当然大部分人没法移民，很惨。在今天，持改良立场，就意味着继续参与作恶，参与分赃（名声地位金钱美女），空喊改良立场，就是散布鸦片麻醉人。空喊革命立场，意义极为重大，意味着解除效忠关系。既得利益集团，与改革的受害者，都觉得自己受害。前者是受到已经过去的文革的威胁，将来尚未发生的群众暴力的威胁，但是受到体制保护，大把捞钱移民淫乐，嘴里叫着委屈。后者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却被当做过去文革的施暴者（其实都是太子党联动干的），将来的施暴者。过去当下未来，都是一身污水。既得利益会给党内改革派他们保护性幻觉。越多既得利益，越觉得安全。很显然在改革中既得利益和特权越多，越阻挡这种认识的生成，正如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
后改革思潮否定自己可能产生的这样一种道德暴政，把自己变为一种要求每一个人都需要服从的道德立场，从而发现财产和特权构成对达到这种道德立场的阻碍，因此呈现无政府主义的绝对征服渴望。而这正是法国大革命与文化革命的特征。不需要有实质性的暴力，只要持革命立场，是对共同体关系的撕裂，废除效忠关系，这是告别国家被用来当做官僚专政手段的困境，就意味“无权力者的权力”产生。而改良立场，正是对专制的无形扩展和延伸，就像海底之下的大陆架，遮蔽官民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真相，再次强化效忠，阻挡消灭民众涌上政治舞台，取消知识分子对民众的代表权。空喊革命口号，就意味着从无物之阵突围。即便不采取激烈的实质性的举动，只要越来越多的鲜明的喊出来、鲜明的表明立场，它都已经会崩塌瓦解了。它是一种寄生关系，只要你坚决的“不合作”，它就已经寄生不住的了。按照拉.波哀西的观点，我们只要不给统治者奴役我们的权力，不自愿被奴役，不反对我们自己就行了。哪怕我们只发出萤火虫的微光，聚在一起，也将驱逐黑暗。也只有革命的大戏拉开的时候，个体在剧中。而改良或者改革中，即使是胡锦涛，也是在剧外，因为体制是一个空心的，没有人可以并且愿意负责和推动最为紧迫的政治问题。
我们现在的处境，与1949年的中国人民一样。1949年的中国人民就像在婚姻中受苦的女人，说只要不是这个坏男人，任何男人都行，将来更坏的，再说。民众现实处境不是你们这一些人做梦能够解决的。中共若能改良，所有的革命言论只会帮助改良，若不能，所有的改良言论只能促成革命的怒火。
（作者为宪政学者）
本文来源：08宪章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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